郭莹
中国古代官员俸禄较低，为养家糊口及满足个人私欲，必另觅生财之道。相对于强取豪夺和索贿受贿，伺机经商最为安全。唐代虽然规定五品以上官员不得入市经商，但这条禁大官放小官的规定并未得到认真执行。在宋代，从宰相到地方官，竞相经商牟利；明代，甚至出现了民商只占十分之三、官商占十分之七的局面。 官吏经商的最大优势是手中有权，以权谋私。贵戚近臣或其子弟门客，通过权力的门道拿到诸如营造帝王陵墓、购办良马之类的大工程大生意的专营权——即现今所谓“批文”者，禁止他人染指，就中高下其手，其获利之丰，小民实在难以望其项背。勋戚权豪还恃势私设店铺，利用特权经商牟利。明代中叶后，权贵开设私店的现象尤为严重，侵夺民利，如狼似虎。另外，利用职权和职务之便，夹带私货，走私贩私，偷税漏税，与商人勾结或合伙经营等，也是官吏经商的常见手段。 更离奇的是，在财利的诱惑下，中国古代最大的“官家”——皇帝也加入经商的行列。明武宗就曾指使宦官开设“皇店”，直接为皇室捞取外快。明武宗的“皇店”开设范围相当广泛，除京师外，山海关、辽阳、大同、临清（山东）等地皆有分店。皇家开店逐利的示范效应不言而喻，这是明清时期官吏竞相“营产牟利”而无法禁遏的重要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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